底层男性无差别杀人是底层男性和顶层男性的博弈,女性和孩子是他们牺牲的筹码
我们谁也无法明确未来会怎么样,但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历史。 1950年,当时的新婚姻法颁布之后,妇女拥有了离婚自由的权利,大量女性向民政部门提出离婚申请。仅上海地区,1955年的离婚总数就激增到 了1951年的20倍。一些男性因无法接受现实,加上各地宣传保护不足,在新婚姻法颁布后的两年内,仅中南与华东两区各有妇女就有两万余人非正常死亡。据《人民日报》 1953年2月25日 报道,当时估计全国每年因婚姻问题死亡七八万人。在因婚姻问题死亡的人中,因提出离婚而遭杀害或被逼自杀的妇女占大多数。除了男性暴力杀妻这一种情况,其中还包括女性因不堪忍受虐待囚禁等状况自杀、以及因婚姻矛盾引发的其他意外伤亡情况。 在父权金字塔中,暴力一直是一种谈判的筹 码。底层男性表达自己的诉求的方式之一,就是 “匹夫一怒”。你会发现男性群体里相当熟悉并暗中推崇这样的暴力反抗。他们会在自己的社群中有意挑选并培养这类傻子“炸药包”。究 其原因,是因为在上千年的父权统治中,小爹们其实很清楚如何拿捏分寸,如何选择暴力释放的对象,相互配合,在舆论中最大限度地利用炮灰的暴行,向统治管理阶层提出群体的诉求。 他们很少选择冲击国家暴力机关,甚至很少攻击公权力符号,因为那就会暴露他们不满的对象是统治阶层本身,这将直接招致雷霆手段。不仅如此,舆情将被完全管控,根本谈不上制造声势,他们就无法促成谈判。 所以,他们大多选择的暴力倾泻对象,是更弱势的群体,比如孩子和女性,特别是女性。一方面是因为底层男性的诉求里有性别议题的部分,另一方面,这是政治上最安全的暴力。 当然不一定每次用暴力表达诉求都有用。比如 1950 新婚姻法那会儿,国家急需劳动力,男性群体还想把女性劳动力当做私产浪费在小家庭里可不行。所以哪怕杀了数十万女人,政府还是用各种软硬手段,抵制住了保守势力的反扑,没有做太多的让步。小爹们在一阵鬼哭狼嚎之后,也默默接受了大爹的意志,释放了夫权下的女奴。但你要说彻底释放、性别变革,那也是谈不上的,特别在底层农村。所以也很难说其中没有杀戮反对的作用。 这有点像一种底层男性和掌权者的对话,你们看清了整个男权社会是怎么运作的,也就明白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操作,包括那些莫名其妙的通报括弧(离异)或者(女)。 对生命的漠视,对暴力的推崇,长期的暴力氛围,使用私刑的正义化,都是一种群体教唆,一旦真有影响政局 的安全的恶性事件发生。他们就会将自己的诉求放进舆论中:彩礼、婚姻、 财产分配、经济压力…… 诸如此类。其实这些男性并没有什么同理心,他们也不在乎犯事者的真实人生,不过是拿一次次的鲜血,去谈判去讨要去胁迫罢了。 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,这就像一些暴力的原生家庭里面,青春期的半大男孩子,在家长的打骂高压之下,可能会失去理智砸碎家具,表达愤怒。就算家长当下把他暴揍一顿,他也可能在缺乏看管的时候进行破坏行为。如果你 想家庭秩序恢复正常,家庭财产不继续被破坏,就不得不正视孩子的诉求。 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说,被暴力对待的孩子以暴力反抗,似乎还算情有可原。但是很遗憾,在这个类比故事里,女性扮演的角色,是那个家具。是的,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了,为什么某些行凶者,可以一边杀戮弱小一边自诩正义?为什么可以一边把自己投射到一个英雄的自我牺牲的角色里,一边对无辜的妇幼下毒手?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,他们的政治目标,他们的愿景,他们自我认同的群体里,女人根本不算是人,孩子也不算。所谓父权文化,就是这样绝对自私自我的男性主体。在这种文化里,只有成年男性算人,老年男性出于成年男性的自我忧虑, 勉强算个半人。其余的,都是代价,都是筹码,都是工具。 认同父权价值观的所谓底层反抗,就是这么一出打砸家具以示反抗的家庭伦理剧。那个反抗的男孩并不想离家出走,也不想天下无爹,毕竟他自己还想长大后坐上那个位置呢。他只是想求爹给他更宽松的条件。而大爹那边呢,只要不涉及真实利益,很多情况下都是会考虑、甚至满足儿子需求的。只要不动现有权力结构,牺牲点其他群体的利益作为安抚,又何尝不可。说到底,他们才是一家子。 你看这接连不断发生的恶性事件,珠海的国际大展期间搞大事就已经够打脸的了。最高指示都在央视上强调防控源头、化解矛盾了,却马上就出现二起三起同样恶性事件,这要换个性别,叛国亡族、 境外势力的帽子早就扣过来了,严打严查专项整治也早就安排了,但现在呢?冷处理。 总之,参考历史,在父权金字塔中,暴力一直是一种谈判的筹码。各个阶层的爹们都熟悉并应用着暴力,他们打着太极推手,试图取得一 种平衡。女性看明白了这一切,自然也就不困惑了,也对他们可能采取的做法,有了心理预期。不论最后管还是不管、怎么管,都不是为了公平,更不是为了女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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