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nth: September 2022

Grandstanding的危害,以及如何辨认它

每当一场预示新时代的思想变革发生,不同时期和社会里,都一定会出现剧烈的权力争夺。 每一次这样的争夺里,就一定会出现热爱权力的人,仅仅因为热爱权力而参与其中,对变革最后会带来什么,他们并不那么关心。 但为了争夺权力,他们会迅速适应新思想的话语、新运动的地形,但他们的手段都很相似。 这些人会选择进入某个新兴群体内部,集中精力发起群体内讧,摧毁群体之中已有的一些引领者,取而代之(如果他们有这个能力的话)。 而发起内讧、夺取权力,有很古老的一套方式。抠字眼、扣帽子、扭曲一个流行的新词语的原意并据为己有、夸大、无限扩张的道德谴责,等等。 在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里,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很熟悉了,苏共历史和文革历史都充满了范例。 在21世纪的互联网上当然也充满了此类范例,比如近些年西方的跨运,以及当下中文世界的网络女权运动,都难免出现这种状况。 要意识到人类历史之中这类普遍的现象,对我们理解当下、展望未来,非常必要。 对西方的互联网平权运动(此处不仅包括性别权力,也包含种族平等斗争)里的此类现象,两个美国哲学家去年就此出了一本书《Grandstanding: The Use and Abuse of Moral Talk》。Hidden Forces这个播客还跟他们做了一期节目,不想看书的人也可以听一下作为参考:https://podcasts.apple.com/nz/podcast/hidden-forces/id1205359334 两位哲学家给Grandstanding(姑且译为“占领道德高地”)的定义是“以使用、滥用道德论述来自我推销”,我觉得这个定义其实还不全面。 因为这种自我推销的必要前提,是摧毁已有的引领者。所以它的第一目的是摧毁,第二才是推销。甚至很多时候,它唯一的目的就是摧毁。 因为很多grandstanders虽有强大的摧毁能力,但没有真正的思想产出能力,他们往往在摧毁之后,无所建树。所以为了获得权力,他们只能不断地寻找新目标来摧毁,以维持权力。 有些看似有思想产出的grandstanders,则以不断推进已有思想的极端化来获取权力。如文革时不断证明自己“革命纯粹性”的革命小兵。 因为追求“纯粹性”没有无止境,在任何思想运动里,最后都只会导向个体的无穷自我奴役(比如革命小兵对“斗私批修一闪念”的自我和彼此审查),所以它也会成为夺权者很有效的夺权工具,以及掌权者很有效的统治工具。 当夺权者和掌权者驱赶人们进入严厉的、无止境的纯粹性游戏,往往以“现实的残酷”作为理由(比如“阶级敌人无处不在”,“随时警惕修正主义私念”),但往往与现实背道而驰。 它将无限加码的道德标准和压力加诸于人们日常工作生活、一举一动,超越了理想主义的范畴,导向的是狂热和/或人人自危。 越是逼仄、压抑、严苛的环境,纯粹性游戏越是容易流行和获得支持,因为在无边的黑暗之中,严苛的道德看起来像是唯一的救赎。 而且,严苛的道德也相对门槛较低,它仅涉及对“是/否”做某事的选择,大多数时候是“不做某事”,而无需进入更复杂立体的现实,无需根据现实条件判断如何推进某事的能力。 Grandstanding与现实性、创造性背道而驰,因为它指向的第一目的是摧毁,最终目的是摧毁者的绝对权力,而不是集体构建一个高容纳度、自由度的未来。 但因为前述的这些社会心理基础,它往往容易在社会变革期间获得支持,尤其是在那些习惯于零和游戏、信任已被摧毁、民众失去协商能力的社会里。 当然,在grandstanding和正常的思想辩论之间,有时候界限很模糊,但也不是毫无标准。 其中一个标准就是“比例”。 比如,如果一个人认为,男性受到父权迫害,跟女性是一样的,那么这个人衡量“父权迫害”的比例就有问题; 如果一个人认定“不能进女厕所”等同于“种族屠杀”,那也是问题。 Grandstander往往会有不成比例的愤怒,也会有很多滑坡理论、扭曲证据和加罪之词,有时候听起来还很有道理。 这个时候,我们就需要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判断,比例是否失衡了。还需要对自己诚实:我是否将自己生活中其他地方的愤怒,发泄到了不该承受这些愤怒的人身上。 判断grandstander的另一个标准,就是是否采用了双重标准。 但互联网上的匿名性,使得大家很难判断,grandstanders们到底有没有在个人生活中,真正采取自己主张的严苛道德标准。 所以,在进行道德判断时,我们不仅要看被指控者,也要看指控者的行为。如果后者根本看不到,那么做出结论就是草率的。 判断grandstander的第三条标准,就是换位思考,这个其实很难办到,因为年龄、经验、环境、观察学习能力等等条件,都会限制换位思考的能力。 一个没有经历过政治协商的人,通常很难去想象政治协商的过程,何为可能,何为不可能。 最后,摆脱grandstanders们的纯粹性游戏的诱惑,还需要参与者对自身的弱点有所觉察,并对更好的社会规则具有一定的认知,或者想象力。 人类的弱点是由自然程序设定的,历史也一再给我们设下同样的考验。 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能否成功,取决于我们能否通过学习历史、了解自身来通过这些考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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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权主义者为什么要避免虚无主义的心理陷阱

极权/极端男权社会,一切关系都会被污染和扭曲。 从整个社会到个人关系,都没有公平、可测的规则来限制权力。 就算有表面的规则,也随时可能被掌握权力者肆意破坏,掌权者(从政界领袖、教师、父系家长到不对等的伴侣关系和友谊)违反规则不受惩罚。 这使得人们只追求绝对权力,彼此猜忌,不会协商。 这样的社会里,达成基于公平规则的联盟极为困难。 统治阶级可以用资源来雇佣支持者,或者彼此利益交换达成联盟, 而缺乏资源的被压迫的阶级,就算出发点都是追求公正的社会,也很难达成联盟。因为很容易在一起反抗的路上,就因为彼此猜忌、不会协商而瓦解。 此类被压迫阶级如果联合起来造反,要瓦解她/他们是很容易的。 因为她/他们一直以来被权力剥削压迫,所以一旦觉醒,对任何关系都难以信任。 所以如果她/他们其中稍有凝聚力的引领者,只要引起了造反群体的一丝怀疑(无论是被造谣诽谤,还是意外,或者引领者的某些个人失误、弱点),联盟就可能崩塌。 被压迫阶级在反抗过程中,警惕每一个引领者,以防其蜕变为下一个暴君/剥削者,是非常必要的。 但反抗过程中,达成基本共识和联盟,也是非常必要的。 无政府主义、犬儒主义的抗争,在局部摧毁旧秩序上或许有效(有效程度取决于具体语境),但全面摧毁很难,也无法完成一个巨大的社会改造重建工程。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很多文明古国的历史循环: 奴隶社会压迫过于深重–奴隶造反–奴隶之中的引领者被镇压,或者因为内讧而被自己人干掉–奴隶之中的枭雄崛起,复制旧秩序,以牺牲群体利益为代价,达成新的统治阶级联盟,施行短暂的仁政,小恩小惠笼络民心–新的奴隶社会建成。 所以历史循环难以停止,最深层的心理原因,就是极权/极端男权造就的犬儒主义。 造反者因为在长期深重的压迫下生活,即便全心想要一个新秩序,这种渴望和对未来的创新想象力,也会很容易被猜忌、愤怒和熟悉的、随时返回的幻灭感所泯灭,从而陷入孤独和绝望。稍好一点的,也只能维系小群体间的抱团取暖。 要打破这种循环,造反者群体必须学会协商和信任协商,去除内心深处对权力分制的不信任。 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里,写到民国革命后,中国军阀之间无法建立民主联邦制,就是因为无论军阀还是民众,都更笃信崇拜枭雄。哪个军阀要是愿意跟其他军阀协商,达成妥协以求共存,谁就会被认为是软弱。 于是无论国民党还是后来的共产党,都选择了熟悉的老配方,走向极权。 国民党到了台湾也接着搞白色恐怖,直到新一代领袖蒋经国,因为台湾受西方盟友影响+80年代全球民主化风潮+个人被刺杀带来心理震动,才走上了民主改革之路。政府开始尝试向民间让渡权力,民间也逐步能够练习抗争之外的民主协商方式。 21世纪的女权运动,是全世界历史最久、最庞大的被压迫阶级的反抗。因为压迫日久、困境深远,女权主义者也很容易掉进极端犬儒主义的心理陷阱,轻易被分裂,被旧秩序诱惑。 虽然女性在很多方面区别于男性的生理构造,但这个区别不足以克服这种陷阱。这不证明女权运动希望渺茫,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学习过程。 女性在数千年极权/极端男权压迫下,能够在短短一个世纪中,从每个女人都是男性的奴隶,到今日越来越多的女性领导国家,包括各地区大国,这是一个斐然的奇迹。 看见这个奇迹,保持对女权运动的信念,有助于我们清晰方向,保持开放态度,坚持协商,无论在什么暂时的纷争里,都避免掉进犬儒主义心理陷阱。 至于女权主义者在日常具体如何学习协商、学习构建公平规则和联盟,可以通过学习博弈论的基本知识,以及参考现代运转良好的民主社会实践经验。 主要是了解人性的局限性,也要了解人性之中的创造性和可能性。 此类知识最好看墙外的,不一定需要读大部头书,现在油管上也有很多介绍性视频内容可以参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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