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谁也无法明确未来会怎么样，但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历史。 1950年，当时的新婚姻法颁布之后，妇女拥有了离婚自由的权利，大量女性向民政部门提出离婚申请。仅上海地区，1955年的离婚总数就激增到 了1951年的20倍。一些男性因无法接受现实，加上各地宣传保护不足，在新婚姻法颁布后的两年内，仅中南与华东两区各有妇女就有两万余人非正常死亡。据《人民日报》 1953年2月25日 报道,当时估计全国每年因婚姻问题死亡七八万人。在因婚姻问题死亡的人中，因提出离婚而遭杀害或被逼自杀的妇女占大多数。除了男性暴力杀妻这一种情况，其中还包括女性因不堪忍受虐待囚禁等状况自杀、以及因婚姻矛盾引发的其他意外伤亡情况。 在父权金字塔中，暴力一直是一种谈判的筹 码。底层男性表达自己的诉求的方式之一，就是 “匹夫一怒”。你会发现男性群体里相当熟悉并暗中推崇这样的暴力反抗。他们会在自己的社群中有意挑选并培养这类傻子“炸药包”。究 其原因，是因为在上千年的父权统治中，小爹们其实很清楚如何拿捏分寸，如何选择暴力释放的对象，相互配合，在舆论中最大限度地利用炮灰的暴行，向统治管理阶层提出群体的诉求。 他们很少选择冲击国家暴力机关，甚至很少攻击公权力符号，因为那就会暴露他们不满的对象是统治阶层本身，这将直接招致雷霆手段。不仅如此，舆情将被完全管控，根本谈不上制造声势，他们就无法促成谈判。 所以，他们大多选择的暴力倾泻对象，是更弱势的群体，比如孩子和女性，特别是女性。一方面是因为底层男性的诉求里有性别议题的部分，另一方面，这是政治上最安全的暴力。 当然不一定每次用暴力表达诉求都有用。比如 1950 新婚姻法那会儿，国家急需劳动力，男性群体还想把女性劳动力当做私产浪费在小家庭里可不行。所以哪怕杀了数十万女人，政府还是用各种软硬手段，抵制住了保守势力的反扑，没有做太多的让步。小爹们在一阵鬼哭狼嚎之后，也默默接受了大爹的意志，释放了夫权下的女奴。但你要说彻底释放、性别变革，那也是谈不上的，特别在底层农村。所以也很难说其中没有杀戮反对的作用。 这有点像一种底层男性和掌权者的对话，你们看清了整个男权社会是怎么运作的，也就明白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操作，包括那些莫名其妙的通报括弧（离异）或者（女）。 对生命的漠视，对暴力的推崇，长期的暴力氛围，使用私刑的正义化，都是一种群体教唆，一旦真有影响政局 的安全的恶性事件发生。他们就会将自己的诉求放进舆论中：彩礼、婚姻、 财产分配、经济压力…… 诸如此类。其实这些男性并没有什么同理心，他们也不在乎犯事者的真实人生，不过是拿一次次的鲜血，去谈判去讨要去胁迫罢了。 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，这就像一些暴力的原生家庭里面，青春期的半大男孩子，在家长的打骂高压之下，可能会失去理智砸碎家具，表达愤怒。就算家长当下把他暴揍一顿，他也可能在缺乏看管的时候进行破坏行为。如果你 想家庭秩序恢复正常，家庭财产不继续被破坏，就不得不正视孩子的诉求。 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说，被暴力对待的孩子以暴力反抗，似乎还算情有可原。但是很遗憾，在这个类比故事里，女性扮演的角色，是那个家具。是的，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了，为什么某些行凶者，可以一边杀戮弱小一边自诩正义？为什么可以一边把自己投射到一个英雄的自我牺牲的角色里，一边对无辜的妇幼下毒手？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，他们的政治目标，他们的愿景，他们自我认同的群体里，女人根本不算是人，孩子也不算。所谓父权文化，就是这样绝对自私自我的男性主体。在这种文化里，只有成年男性算人，老年男性出于成年男性的自我忧虑， 勉强算个半人。其余的，都是代价，都是筹码，都是工具。 认同父权价值观的所谓底层反抗，就是这么一出打砸家具以示反抗的家庭伦理剧。那个反抗的男孩并不想离家出走，也不想天下无爹，毕竟他自己还想长大后坐上那个位置呢。他只是想求爹给他更宽松的条件。而大爹那边呢，只要不涉及真实利益，很多情况下都是会考虑、甚至满足儿子需求的。只要不动现有权力结构，牺牲点其他群体的利益作为安抚，又何尝不可。说到底，他们才是一家子。 你看这接连不断发生的恶性事件，珠海的国际大展期间搞大事就已经够打脸的了。最高指示都在央视上强调防控源头、化解矛盾了，却马上就出现二起三起同样恶性事件，这要换个性别，叛国亡族、 境外势力的帽子早就扣过来了，严打严查专项整治也早就安排了，但现在呢？冷处理。 总之，参考历史，在父权金字塔中，暴力一直是一种谈判的筹码。各个阶层的爹们都熟悉并应用着暴力，他们打着太极推手，试图取得一 种平衡。女性看明白了这一切，自然也就不困惑了，也对他们可能采取的做法，有了心理预期。不论最后管还是不管、怎么管，都不是为了公平，更不是为了女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