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听说一个才28岁的女孩，舞蹈家和演艺人士，胃癌去世了。 工作强度大压力大，加上饮食不规律，的确容易肠胃崩溃。但女性的压力又多一重，就是为了满足东亚社会对女性的变态瘦审美标准，过度减肥，导致身体营养储备不足。 营养、睡眠都不够，身体就无法修复自己。 男权凝视下的所谓的“美”，是杀女人的刀。 男权以“美”为刀，持刀者往往是女性自己，因为女人已经被驯成了男权代理人。 古代妈妈裹女儿的脚，折骨摧肉，为了“美”；现代妈妈们限制女儿的饮食，以防她们“胖”，都是为了让女儿卖身给男权“好人家”。 还有满街的美甲店、美容店，大多数都是女性在运作，在每一寸皮肤指甲毛发上，消耗女人的生命和金钱。 表面看起来，似乎男人并没有参与其中，但其实，恰恰是因为男权垄断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话语权，他们设定一个“废物空间”，也就是“美女经济”，让女人在这个空间里可以尽情雌竞、消耗生命、被掠夺有限的金钱。 这样，女人们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和资源，就更没有可能去跟男人竞争实际的利益和权力了。 那些不愿进入“废物空间”的女性，就会被整个男权社会外貌羞辱，甚至也被其他女性鄙视，甚至排挤和孤立。 有部分女性进入了“废物空间”，但仍有余力继续跟男人抢夺权力，她们也会时时刻刻被男人努力挤回“废物空间”里去。“你安心在家做做美容，不挺好？太劳累了容易显老。” 只有彻底拒绝玩这个游戏，拒绝进入这个废物空间，女性才能开始走上真正的自由道路。 否则，再有钱、再美的女人，她的人生也将终结于对衰老容颜的惶恐和绝望之中。没有尊严，也没有人生洞见带来的豁达自主。明明是创造力丰富并引领族群的第一性，却自愿将自己贬为破旧的观赏玩偶。

熟读近代史，会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历史命运。比如1949年这个命运分水岭，留在国内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，都被耽误了一辈子，什么成果也没做出来（除了造了个原子弹维护了一个极权政体），而他们跑到海外的朋友和家人，在改革开放后回到中国，看到他们蹉跎一生，都万分唏嘘。 比如傅聪的弟弟傅敏，一个优秀的外交官人选，因为父亲傅雷被打成右派，只能去做了英语老师，最后父母自杀，他也被红卫兵拖去殴打，自杀几次未遂，接着被更狠地批斗，勉强活下来，他在英国的哥哥傅聪则成为了世界知名钢琴家。在纳粹化的国家历史上，这类故事不胜枚举。 我之所以从不鼓动任何女性以卵击石，是因为我深知历史的无情。既然女权无国界，那么在中文世界的女性，如果有力量和天分觉醒，成为少数的女权主义者，她们对儒斯林世界就是宝贵的青山。她们留下来，在世界任何地方继续思考、传播和创造的工作，对整个儒斯林世界都是宝贵的遗产，比以身填粪坑有价值。 中文世界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权主义者，有一些人读了很多西方的近代历史，可以熟练地引经据典。但她们对纳粹德国的熟悉程度，超过了对现当代中国历史的熟悉程度。后者的残暴、混乱和对女性的迫害，没有出现在审查过的历史书和具有宣传功能的历史课本里，因此中文女权界会有很多对本国的良好幻觉和期待。 她们完全不知道49年后为了毛一句“人多力量大”而举国限制避孕、导致很多女性被迫生育+工作劳累+政治运动劳累而造成子宫脱垂，不得不田间劳动时不时将子宫塞回体内的历史，切除子宫因此成了50年代的普遍手术。也不知道女性被高层男性随意捕猎、玩弄甚至残害的历史，而这些女性的悲剧，被抹得干干净净。 文革与纳粹运动其实高度相似。今日中国纳粹化的加速（所谓“文革2.0”）还得到了人工智能和多余的数千万男人的助力，自然会更加恶化女性的环境。任何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声音，不仅在未来会被噤声，发声者承受的代价也会更沉重和残酷。这个未来，从近代历史上是可以看到的。 在这个加速重返黑暗的时代里，个人的作用微乎其微。只有当列维坦被自身的疯狂和重力压碎之后，理智才能重新回到人群之中。我们时代的儒斯林社会里，会出现自己的汉娜阿伦特，但她需要先离开疯狂的大陆，保全自己的思考能力和自由。 我们时代的汉娜阿伦特们，对当下的反思会更加彻底，跳出几千年男权的框架去批判过去、构建未来。通过女本位思维、纯女社区的尝试、性别分离主义的践行等等，借助现代科技手段，帮助女性走出几千年鬼打墙，不再被奴役，不再给自毁的Y基因陪绑，这美好的可能性，无穷无尽。